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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合肥:试论钟离

发布时间: 2019-08-09

  钟离是春秋时期淮河中游地区的重要方国之一,文献典籍中有关钟离的记载不多。近年舒城、凤阳、蚌埠等地区相继出土的钟离国有铭青铜器,为认识古钟离国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于钟离古国,传世文献记载不多,近年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钟离古国有了重要的考古发现。1980年9月,安徽省舒城县九里墩发现春秋时期墓葬,出土了大型甬钟、鼓座等青铜器,[1]鼓座有“童鹿”字样。2007年5月,安徽省凤阳县板桥镇古城行政村卞庄自然村发现春秋时期墓葬,[2]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有铭文镈钟5件,其中有铭文“童丽”。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安徽省蚌埠市双墩村发现春秋时期墓葬,出土了300多件青铜器,[3]其中也有铭文“童丽”。本文结合典籍资料与新发现考古材料,试对钟离进行初步的讨论。

  钟离是我国古代春秋时期淮河中游地区的一个重要方国。古书涉及钟离的,按书的形成年代来说,最早应见于《世本》,他书亦散见零星记载。

  《世本》的原貌记载,后世不得见。我们只能从相关文献的记录中找到一些线索。传世文献《史记》、《水经注》留下了只言片语。《史记》秦本纪第五: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裴骃《集解》徐广曰:《世本》作钟离。应劭曰:氏姓注云有姓终黎者是也。《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至于吴,吴王僚方用事,公子光为将。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久之,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攻,乃大怒,至于两国举兵相伐。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钟离、居巢而归。这是公元前518年的史事。司马贞《索隐》:(钟离、居巢)二邑,楚县也。钟离在六安,古钟离子之国,《世本》谓之“终黎”,嬴姓之国。居巢亦国也。桀奔南巢,其国盖远。尚书序“巢伯来朝”,盖因居之于淮南楚地。《水经注》卷30《淮水》:(淮水)又东过钟离县北,注引《世本》曰:钟离,赢姓也。应劭曰:县故钟离子国也,楚灭之以为县。《春秋左传》所谓吴公子光伐楚,拔钟离者也。王莽之蚕富也。濠水出阴陵县之阳亭北。这两条所引《世本》关于钟离的内容,说明钟离为嬴姓,又作“终黎”。

  《史记》与《水经注》所记皆据《春秋》与《左传》。“钟离”之名,《春秋》凡一见,《左传》凡五见,《谷梁传》凡一见。

  《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土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人会吴于钟离。杜预注:钟离,楚邑,淮南县。杨伯竣注:但诸侯与吴相会在楚境,殊为可怪。杜注钟离为楚邑,本于《左传》昭公四年“楚蔑尹宜咎城钟离以备吴。”

  《左传》成公十五年:十一月,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昭公四年:楚藏尹宜咎城钟离以备吴。昭公二十三年: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昭公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师还,吴踵楚,遂灭巢及钟离。襄公十年:三月癸丑,齐高厚相大子光以先会诸侯于钟离,不敬。

  《谷梁传》昭公四年:庆封封乎吴钟离。其不言伐钟离,何也?不与吴封也。《谷梁大义述》:按《左传》吴封庆封于朱方,《公羊》吴封庆封于防,此作钟离。《汉书·地理志》九江郡钟离注:应劭曰,钟离,子国。《后汉书·郡国志》吴郡丹徒:《春秋》曰,朱方,从《谷梁》则地在淮南,从《左传》则地在江南。

  《路史·国名纪乙》少昊后嬴姓国:钟离,子爵。徐之别封(《九域志》),今沂之承有钟离城,乃晋、吴会处(成十五年,预云:淮南县,今属濠州。然时方谋伐楚,岂得会其地。预之误也。遂灭偪阳,偪阳去钟离城六十里)。光武为侯国(今濠之治东六里,钟离故城也。而宜咎之所城,则楚地矣,今汉阳军)。又《国名纪丁》商氏后:钟离,州犁采,楚地。钟,今亳之临涣,汉之钟县。

  由以上文献关于钟离的记载,我们可以对钟离有个大致的推断。钟离是嬴姓子国,曾居山东沂水流域,沂州承县故城有钟离城。春秋时期钟离迁淮水流域,处吴、楚交界地,一度附庸于楚,后为吴所灭。不过,典籍这些记载出现互有先后,也有一些矛盾,以各书片段记载拼合的结果可信到什么程度,尚难断言,而近年安徽出土新的考古材料的发现使我们对钟离有了新的认识。

  1980年安徽省舒城县九里墩墓葬出土一青铜鼓座,发掘报告推定为春秋晚期。在鼓座的外围一圈上下各铸有铭文,多为反书。其铭文如下:

  “童鹿”二字的字形由何琳仪先生率先识出,惜未作阐释。[5]后刘信芳先生认为凤阳镈钟铭文内容涉及童丽公(古锺离国之先公),并可由此确证舒城鼓座铭文“童鹿”亦应释为“锺离”。[6]同时联系凤阳锺离古城遗址曾出土汉代“锺离丞印”封泥,知先秦地名“童丽”、“童鹿”至汉代已写作“锺离”。此青铜鼓座是有关钟离国的一次重要发现。

  由鼓座铭文,我们还可以发现以下重要信息。一是钟离国先祖为比氏。刘钊先生考证比氏乃以封地为氏,其地在今山东淄博一带。[7]《中国姓氏大辞典》载比姓为比干之后。比,比干封地,商周时国,故地先在河南卫辉境内,比干被纣王杀后,比人南徙比阳,即今河南泌阳,立国于沘水之滨,春秋中期为楚所灭,子孙以国名为氏。分布山东沂南等。[8]按,钟离先祖可能即源于山东淄博市沂源县。二是春秋时钟离与当时的徐、陈、蔡、吴等国有着诸多联系。三是春秋时期已居淮水流域,这与传世文献典籍记载相合。

  2007年安徽凤阳卞庄一号春秋墓出土有铭文镈钟5件,其中有“童丽”一词,“童丽”即“钟离”。全铭如下:

  2006至2008年,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出土有铭文编钟9件、簠2件、戈1件,铭文中均有“童丽”一词。

  1、编钟。出土有相同铭文的编钟9件,铭文位于编钟的正面正部,4行20字:[9]隹(唯)王正月初吉丁亥,童(钟)丽(离)君柏乍(作)行钟,其童(钟)丽(离)之金。

  2、簠。内底铸有铭文,3行20字:隹(唯)正月初吉丁亥,童(钟)丽(离)君柏,

  3、戟。此戟为戈与矛组合,其中戈上有铭文7字:童(钟)丽(离)公柏之用戟。铭文“公”字,阚绪杭等先生先释“公”,[10]后释“君”。[11]张志鹏先生从释“公”。[12]按,当释为“公”。检金文公与君字形下部区别明显。金文公字下所从口均作封口状

  这样看来,童鹿即钟离,典籍作“锺离”,与凤阳卞庄一号墓镈钟、双墩一号春秋墓钟离器童丽指同一国名。钟,《说文解字·金部》:“乐钟也。秋分之音,物穜成。从金童声。”童古音定纽东部,钟古音章纽东部,二字古音亦相近。离古音来纽歌部,丽古音来纽支部,二字古音相同。鹿古音来纽屋部,丽、鹿二字声母相同,韵部为旁对转,可以互用。

  目前公布出土的“钟离”有关器物共5种18件,都有实物可见。据形制、出土墓葬器物组合皆可定为春秋中晚期,具体年代应该在公元前五、六世纪。[14]由此印证了典籍所载春秋时期钟离所处淮水流域的事实。

  关于钟离国世系,张志鹏先生曾复原部分世系为:……→敖厥于→(子)柏→(孙)康→(曾孙)□→(玄孙)

  ……。[15]刘信芳先生谓“童丽公柏”是季子康的父亲,季子康是否继位为钟离公,尚未能断言。[16]以上二位先生的意见基本可从,综合出土钟离金文材料,钟离国部分世系可以大致推定如下:……→比厥于→柏(子)→康(孙)→□(曾孙)→

  因九里墩墓葬早期被盗,也就给墓葬国别的断定带来了诸多困难。发掘简报称墓主人的身分至少属子侯王一类的贵族阶层,很可能是春秋末期群舒中某一君主。[17]杨德标先生认为墓主为春秋末期蔡成侯朔。[18]徐少华先生认为报告推测“很可能是群舒中某一君主”可备一说,也不能排除墓主人为吴国高级贵族的可能性。[19]张志鹏先生认为九里墩墓为战国早期楚国贵族的墓葬。[20]以上意见,第一点因误读“余”为“舒”而致。第二点徐少华先生已指出九里墩春秋墓残存的鼎、簠、敦等部分青铜礼器,不管是器物组合,还是形制、纹饰,都具有比较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和时代特征,说明该墓主人与楚国和楚文化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以至受到楚文化的较多影响和浸染。[21]因而,不可能是蔡侯墓。第三点与第四点也不能令人信服,若为吴国或楚国贵族,墓葬却没有任何标明墓主为吴或楚的主要器物,这与通常的发现是不符的。不可能墓主下葬时只随葬了掠夺的战利品,而没有任何象征自己身份的重要器物。

  九里墩墓葬虽经盗掘,但我们发现,盗掘部位相对墓葬来说,并不是重要位置所在。发掘报告称,墓葬曾被盗掘两次,I号、Ⅱ号盗洞分别在墓的西北角和中部偏西南两处,观察遗迹,墓室的中部略偏东南为棺所在处。腐朽的头骨残片与牙齿七枚位于棺的东端,由此推知墓主人头向东。根据发现人追述,青铜鼓座的出土位置在墓坑的东边,放置在木棺的前面。[22]由青铜鼓座放置的位置可见其对于墓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应是墓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由此我们推断墓主应是鼓座的主人,即钟离公

  。这一点我们由徐少华先生的推论也可得到辅证:楚在拓境至钟离一带后,为了控制其地的局势,于钟离设县治民,同时仍然保留钟离国的君统和族祀于该地或附近地区,作为附庸及缓冲地带以应对吴和中原列国。这样方能合理解释《左传》杜预注和《水经注》等认为钟离于春秋晚期为楚县,而双墩、卞庄一号与九里墩春秋墓所出铭文材料则记载钟离公柏、季子康以及钟离公

  的推断,有人可能会质疑钟离公不可能有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和如此丰富的随葬品。联系双墩一号墓我们发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双墩一号墓出土器物初步统计400多件,其中青铜器300多件,而九里墩墓出土器物共183件,其中青铜器170余件,出土器物数量比双墩一号墓要少得多。另外可能会质疑九里墩墓的墓坑形制、埋葬方式与双墩一号墓完全不同,看不出文化上的内在联系。我们说双墩一号墓的墓坑形制、埋葬方式非常独特,是古钟离国文化的一种反映,但也不可排除钟离国晚期君主在吴、楚双方的拉锯战中已不可能有机会来完全体现自身的独特文化。而且九里墩墓与双墩一号墓也是有着一定的共同文化特征的,那就是共同的楚文化特征。“从双墩一号墓出土的鼎、簠、盉、盘、匜及卞庄一号墓出土的鼎、簠、缶、盉等部分器物的组合和形制来看,均具有明显的楚文化因素和时代特征,说明钟离已受到较多楚文化的影响”。[24]只是九里墩墓反映的是较多的楚文化特征而已,这可能与钟离为楚所兼并有关。

  钟离国铜器铭文的发现也印证了典籍中的有关钟离记载是可信的。结合出土金文资料与典籍所载可知,古钟离国,为少昊后,嬴姓子封国,源于今山东淄博市沂源县,后迁于安徽凤阳一带,与徐、淮夷、群舒、英、六、陈、蔡诸国同处淮水流域。春秋时期钟离在吴、楚两国交界处,一度附庸于楚,位于淮河中下游地区,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兵争之地,春秋时期诸侯连横,多会于此。公元前518年钟离为吴所灭。何光岳先生认为钟离是商朝势力扩张于淮水中游之见证,[25]这一点当是有一定道理的。今凤阳县东北一带可能是钟离国的一个都邑,而钟离国的国境应不止于此。钟离灭国后,其故地成为州郡府治,南北朝时期仍然是兵家必争之地,犹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

  [1]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241页。

  [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凤阳卞庄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8期,第29页。

  [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第18页。

  [4]孙合肥:《舒城九里墩鼓座铭文校注》,《古籍研究》总第59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5]何琳仪:《九里墩鼓座铭文新释》,《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67页。

  [6]刘信芳:《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镈钟铭文初探》,《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第107页。

  [7]刘钊:《玺印文字释丛(一)》,《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2期,第44页。

  [8]袁义达、邱家儒:《中国姓氏大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第10页。

  [1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考古》2009年第7期,第43页。

  [1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第14页。

  [12]张志鹏:《“钟离氏”族姓考》,《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2期,第52页。

  [1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考古》2009年第7期,第45页。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第53页。

  [16]刘信芳:《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镈钟铭文初探》,《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第104页。

  [18]杨德标:《舒城九里墩墓主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

  [19]徐少华:《童丽公诸器与古钟离国历史和文化》,《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328页。

  [20]张志鹏:《舒城九里墩墓年代与国别考》,《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第69页。kj139本港台现场报码

  [21]徐少华:《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析论》,《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第48页。

  [22]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231页。

  [23]杨德标:《舒城九里墩墓主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0页。

  [24]杨德标:《舒城九里墩墓主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9页。

  [25]何光岳:《钟离、钟吾、钟人的来源和迁徙》,《安徽史学》1995年第4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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